2013我国年入4万至6万元者最多 饮食成最大开销

2014中国消费小康指数：82.0

年入4-6万者最多 中国人挣的钱都吃了?

收入在最大程度上影响到国人的消费结构和水平，2013年全年，年收入在4万元至6万元之间的人最多，五成人的月收入有所增加，日常饮食成为中国人的最大开销，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消费者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中国经济正经历一个消费崛起的时代，从生产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型值得期待

文|《小康》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鄂璠

影响消费的“大管家”：收入水平

“又到年底了，又快过春节了，我真是既心疼又头疼。”在云南大理从事旅游工作的邹凯说，他心疼的原因是，手机软件“记账本”上显示的年度花销又超出了他的预期范畴，而即将到来的春节，又是下一个年度的“第一笔大支出”，不仅回家过年的购物计划让他想起来就头疼，更头疼的是还要考虑如何应付父母亲戚们的轮番“逼婚”。

在邹凯看来，结婚意味着更多的消费，而过多的消费会让他有不安全感，他觉得只有把挣来的钱交给银行保管，存起来，才最保险。

因此，邹凯给自己制定了比较严格的“挣钱攻略”—只要是和旅游相关的活，能挣钱，不犯法，就“接活”，哪怕累点也无所谓;他还有自己的一套“消费守则”—只给自己买必须要用的东西，对自己能省就省，对家人尤其是父母要好，孝敬的钱不能省，交朋友的钱要有选择，值得的“人情消费”咬牙跺脚也要出，至于恋爱消费，还是等到30岁以后再考虑吧。

邹凯把这称之为自己的“攻守法宝”，有了这套法宝后，每年年底一“算账”，收支尽在邹凯的掌中。尽管近几年因为工作上要“交朋友”的需要，消费支出总超出想象，但好在超出的额度并不过分：自由支配的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能够大体保持在10%～30%。

向《小康》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消费故事后，邹凯好奇地问记者，是不是自己太抠门了。其实，并不能说邹凯的消费支出少就是抠门，“2014中国消费小康指数”调查显示，虽然有2.3%的人“月光”，3.9%的人消费支出占收入比例达到了90%以上，还有26.2%的人消费支出占收入比例在50%～90%之间;但是像邹凯一样，自由支配的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大约为10%～30%的人占比达到了三成，为30.2%，仅比自由支配的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大约为30%～50%的人低了3.3个百分点;还有4%的人比邹凯们还要节俭，消费支出尚不到收入的10%。

对中国人而言，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2014中国消费小康指数”调查发现，最大的因素是收入，在参加调查的受访人群中，六成人表示收入会影响到自己的消费结构和水平。另外，社会保障、家庭、工作等也都会对国人的消费产生影响。

而相对比较节俭的邹凯也表示，自己有些“抠门”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收入水平太低了”。

五成人月收入有所增加

2013年年底，《小康》杂志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并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2014中国消费小康指数”调查，本次调查采用了基于实名制的OopsQ智能网络调研平台，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此次调查样本框的确定兼顾性别、年龄段、受教育程度、职业等分布，调查置信度水平在95%以上，可将估计误差控制在3.2%。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统计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本年度“中国消费小康指数”为82.0，比上年提高1.1。

“中国消费小康指数”从民众消费观念状况、民众对消费小康满意度、消费环境状况、消费政策和消费结构等五个方面来进行测量，这五个方面的指数分别为74.4、81.1、76.3、91.5和82.1分，比上年分别增加1.9、0.9、1.2、0.1和2.0分。

“2014中国消费小康指数”还对中国人的总体收入情况进行了调查，“2013年全年，您的年收入有多少?”结果显示，年入4万元-6万元(含6万)者最多，占比为20.3%;其次是年入2万元-4万元(含4万)者，占比17.0%;再次是年入6万元-8万元(含8万)者，占比14.8%;年入8万元-10万元(含10万)以及年入10万元-12万元(含12万)的受访者占比也都达到了一成，分别为12.8%和10.4%。其余收入段的受访者占比则都比较少。

相对于2013年初，过半受访者(56.5%)的月收入有所增加，其中6.7%的人收入有了大幅提高，当然绝大多数人(49.8%)的收入还只是略有增加，9.6%的人月收入有了不同幅度的减少，其余34%的人月收入则没有变化，仍然保持了和2013年年初同样的水平。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13年初，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收入分配改革虽然提速了，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指出，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出台之后，在消费方面并没有立竿见影得到体现。“目前看来，收入对消费增长的拉动变化还并不太明显，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赵萍进一步解释说，“一是对于人们直接收入的增长，特别是工薪收入的增长，作用并没有显现出来。因为2013年以来，我们国家尤其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是低于GDP增长速度的，并没有实现两个同步，所以直接收入的增长表现不太明显，因此对消费的作用效果不明显。二是在社会保障体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动作是比较大的，但是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更多是消费制度环境方面的一些举措，它更多属于长效机制方面的内容，因此在短期内对于消费增长的表现作用并不会太过明显。”

2013年12月1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表示，为充分发掘消费潜力，2014年要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改善消费环境。为此，发展改革委将协调推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关实施细则的出台，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

多年来坚持社会分层和消费社会学研究的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赵卫华告诉《小康》记者，中高收入人群比例在我国相对太小了，贫富差距太大，农民、农民工这两个群体的收入还很低，比例却很大。社会中占人口大多数的群体消费能力不足、消费实力上不去，我国从宏观上启动消费就很困难。在赵卫华看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首先要做的是规范现有的收入分配，把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规范化、透明化，而不是单纯地涨工资，因为大部分非公就业人员并不能从直接的涨工资政策中受益。其次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而且，缩小收入差距，不仅仅是收入分配政策，更重要的是发展的问题。“收入分配改革有赖于发展，如果没有发展，很难推进平衡。还是要在发展中推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化，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贫富差距。”

那么在公众看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小康》调查显示，公众将“加快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排在了首位，其次是“遏制权力腐败，打击灰色收入”，再次是“规范分配秩序”。

不过，对于未来的收入增长情况，中国公众普遍充满了信心，67.2%的人坚信在2014年，自己的收入会增加;27.1%的人认为自己的收入会和2013年保持着同等水平;只有5.8%的人对自己来年的收入“不乐观”。

日常饮食：消费的“集中营”

在邹凯的消费“攻守法宝”中，他说最难省下的一大笔钱都花在饮食消费上了，“再怎么省，也要保证一天三餐，还要保证饮食卫生和安全，所以对这部分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况且，在人情消费中，很大一部分也都要花在吃上。”

大部分月收入都被“吃”掉了的感觉，不仅仅邹凯有，在参与“2014中国消费小康指数”调查的受访者中，多达七成人表示，自己每个月收入的最大开销都用在了日常饮食上。

“每月饮食开销最大还是小事情，关键是，食品价格总是在上涨，现在去趟菜市场，都要拿上100元钱，买点水果十几块钱就没了，饮食开销不仅仅成了消费的‘集中营’，还越来越逼近于‘无底洞’了。”生活在北京的马玲无奈地说。

其实，在一年前的“2013中国消费小康指数”调查时，就有多达六成人称，收入大多花在了日常饮食上，而2013年以来，不仅仅是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食品价格在上涨，在成都、兰州、银川、柳州等二三线城市，不少市民也都感到了食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在物价上涨面前，78.5%的人表示，自己的消费计划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除了日常饮食之外，国人在2013年的收入还都流向了哪些领域?《小康》调查发现，购买基本生活用品是国人收入的第二大用途，储蓄是国人收入的第三大用途，紧随其后的是服装服饰、子女的养育教育、社交应酬、住房、文化娱乐休闲消费等等。

与国人在2012年的花销相比，2013年公众用于储蓄的钱更多了，花在社交应酬方面的钱更多了，在文化娱乐休闲消费方面的开销也更大了。

一线城市市民更重品牌

九成人有网络购物习惯

物价上涨，收入被“吞”，在既要消费又要攒钱的双重压力下，你会关注打折或促销信息吗?面对这个问题，只有4.1%的人回答“不会”，还有三成人对此保持中立态度，冷静地表示“要看具体情况”，另外六成人则表示“会”。

价格，总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每个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在影响国人购买行为的因素中，价格因素高居榜首，75.7%的人表示此因素会影响自己的购买行为;质量因素位居第二，70.3%的人在消费时会受此因素影响;功能因素排名第三，接下来依次是品牌、服务、款式、个人喜好、购物环境、产地等。

《小康》联合触动传媒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大一线城市的38000辆出租车上的调查结果发现，一线城市的消费者更看重品牌，在参与调查的95499名乘客中，共有18295人表示自己的购买行为会受到品牌因素影响，品牌在影响一线城市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因素中排名第三，排在前两位的因素仍然是价格和质量。

在平时的消费中，大部分国人在购买单件价格约1000元以上的商品时，就会提前准备或和家里人商量;在日常购物中，45.3%的人使用现金的频率最高，41.6%的人使用信用卡的频率最高，13.1%的人使用现金和信用卡的频率基本相当;在消费习惯上，高达95.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有网络购物的习惯。

在有网购习惯的受访者中，大部分人认为电商大战能给消费者带来实际利益。赵卫华也认为，电商大战给消费者带来的实际利益还是比较大的，2013年“双十一”的时候，正好家里的抽油烟机坏了，于是她就在网上“抢购”了一台，比平时购买便宜了将近两百元钱。在赵卫华看来，网络消费的力量非常强大，对消费转型的推动力也非常大，原来的购物受制于地理空间，而网络购物不存在这些问题，尤其是有些品牌，在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的普及，就是通过网络购物实现的，“所以网络对于推进整个社会的消费一体化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赵卫华感慨道，“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的发展太快了，技术进步对人们生活和消费的改变让人无法想象。尤其是4G、物联网的出现，让更多人的消费门槛变低了，这对推动下一步中国的消费升级或者从生产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型，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在几家著名的网络消费平台中，这些习惯于网购的消费者们对谁的印象最好呢?《小康》调查显示，排在首位的是天猫，其次是淘宝，再次是京东。

当然，网络购物也有让消费者担忧的一面，对于交易安全问题，42.4%的受访者表示会“偶尔有点担心”，36.1%的受访者表示会“比较担心”，9.3%的受访者表示会“非常担心”;在网购时，四成人遇到过“实际货物与效果图或描述严重不符”的问题，遇到过“商品质量没有保证”、“物品在快递、物流过程中有损坏”、“退换货物时商家态度消极、交涉时间长”等问题的消费者也很多;这些有网购习惯的消费者一致认为，在网上购买东西，最没有保障的五大类商品就是：珠宝饰品/手表眼镜、医药保健、化妆品、手机数码和食品。

中国经济将迎来消费崛起?

关于消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这样的表述强调了消费者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再有就是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还有平等交换。”赵萍分析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样的提法是从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样的角度来看消费问题，“消费本身是需求层面的东西，消费发展的好坏除了与需求相关的因素有关系外，也和供给层面有直接关系。尤其在现代社会，消费受供给的影响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已经形成了买方市场的格局，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品消费也面临着供需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所以从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角度来说，至少它是从供给方面来强调如何从供给的数量、结构及便利性方面来保障消费者能够买到价格合适的商品。”

十八届三中全会还强调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赵萍解释称，“其实市场经济就是一个消费者的主权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为什么会被称为‘上帝’?这是因为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消费倾向直接决定着整个市场的走势。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其实就是想从消费者的角度来明确市场经济当中的消费者在市场中的地位。如果能够保证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消费者主权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前提，也是必要的条件。”

还有观点认为，最近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很可能是中国期盼已久的从生产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型的重要临界点，中国经济也将迎来消费崛起。

对于这样的观点，赵萍并不完全赞同，在她看来，中国经济不是正迎来消费崛起，而是正在崛起，只不过在崛起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波折。赵萍注意到，虽然2013年中国消费贡献率是低于投资贡献率的，但国家并没有像往年一样出台直接刺激消费的短期政策，而是在制度安排上动作比较多，例如“宽带中国”战略和“4G网络”时代的开启，以及加强社会保障、遏制三公消费、提倡节约、反对浪费等等政策，都是在从消费的制度、环境方面来打造更有利于消费增长的制度环境。“这些制度、环境的保障，对于消费增长来说会产生一个长期的效应，等这个长效机制形成之后，消费增长的外部环境就会比以前更好，消费的地位也会进一步提升。”

赵卫华特别提到了中央对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倡导，在她看来，这个政策虽然不是直接的收入分配改革，但是能够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能够对改革起到很有利的正向推动作用。

赵卫华说，从长期趋势来看，她比较赞同“中国经济将迎来消费崛起”的观点，但是要真正崛起，有些政策以及消费环境还需要大力改善。“关键是我们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还不太协调。”不过，对于中国期盼已久的从生产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型，赵卫华仍然很期待，“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家在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是发展实体经济，向中小企业倾斜，消除企业的不平等。而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对扩大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收入分配公平化都会带来很大影响。此外，提高社保覆盖率、提高保障水平等民生政策，对于推动中低收入阶层群体的消费升级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6项主要任务。“这次是公开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而城镇化将是新一届政府拉动内需的重要方式。”在叶青看来，内需应该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而且拉动内需的主要空间在中西部。叶青建议，拉动内需、扩大消费，一是要把更多的钱给中低收入者，缩小贫富差距，帮助中低收入者提高消费能力;二是要适当调整对消费的限制措施，例如限制购房、购车的政策要适时调整。

“要让每个中国人都享有基本的消费权，对于像住在地下井十多年、二十年那样的消费能力不够的人，政府有责任去帮助他们。”叶青呼吁道，“我们‘要消费，但不要浪费’做到这点，就够了。但不光是每个家庭要做到这一点，各个机关单位、社会团体，也都要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