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忆文革惨死的吴晗：他57年整人也很无情

一

1949年，面对改朝换代的变革，钱锺书夫妇最终选择留在大陆。杨绛说：“解放前，我们是读过大量反苏小说的。但我们不愿远走他乡去当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们爱祖国的语言文化，也不愿用外文创作，所以在世局嬗变之际选择留下。谣言传说共产党要‘杀四十五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凭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们‘短命死矣’，不愿离开父母之邦。这是实话实说。”

“我们发现新中国并不像反苏小说中所说的。我们既然只求‘坐冷板’，端上‘金银饭碗’生活无忧，有书可读，还要求什么呢?”“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其实早在1948年，香港大学就曾约钱锺书去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教授，朱家骅许给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牛津大学也约他去任Reader，但他们都不愿离开大陆这片故土，以最坏的打算留在国内，以最低的要求求生于新中国，所以结果往往使他们有“始愿不及此”之感。

1949年8月26日，钱锺书从上海抵达清华。工作一年后，在清华同学乔冠华的介绍下，他被调往翻译《毛选》委员会工作。钱锺书不是中共党员，获得如此极具政治意义的工作，在当时一般人眼中无疑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抬升了钱锺书的政治地位，给他增加了一层保护膜。1951年“三反”运动开始后，钱锺书在城里参加了“洗澡”运动，“洗了一个中盆澡”，还回清华学习，参加各式会议，最后顺利过关。

一位党代表和钱锺书握手说：“党信任你。”1952年院系调整，夫妇两人同被调任文学研究所外文组研究员，暂属北大，后划人中科院(后转为中国社科院)。钱锺书调离教学岗位，对他来说并非坏事。美国的胡志德说：“如果一直教书，那么他的尖锐辞锋和那刺人风格，在政治斗争中，必定会被狂热的学生取其所需地改造成用来攻击他自己的武器。”

翻译《毛选》工作于1954年底告一段落，钱锺书回文学研究所工作。他本该进外文组工作，可是这个组已经满了，郑振铎就借调他到古典组，要他选注宋诗。为了少犯错误、沾染是非，他们变得“离群索居”，日常就在家里工作，每月汇报工作进程。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成批的大教授担任了外事翻译，其中定稿由钱锺书掌舵。

这期间有关钱锺书“黑材料”一事不得不提。思想改造运动过后，相当一批知识分子要求入党，北大教师也不例外，他们频频向组织汇报个人思想，反映他人情况，要求入党。中共也考虑吸收一批知识分子入党。这时传言周扬曾问过何其芳：“为什么不发展钱锺书入党?”钱锺书听闻此说之后，惴惴不安，发愁不已，生怕组织找他谈话，思想遂产生负担。

但就在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示意文研所发展钱锺书入党不久，一份反映他“思想反动”、“政治历史复杂”的“黑材料”，出现在文研所党政领导的案头，一下子使他成了北大反动教授的典型。钱锺书入党之事戛然而止。这份“黑材料”是1955年肃反运动中，新北大背靠背搜集的知识分子政治排队材料，后被收入高等教育部报送中央的关于北京大学的情况简报中，题为《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供高层参考。

材料中，记载了钱锺书多种“反动言论”，如说他解放前和美国间谍特务及清华特务关系密切，曾见过蒋介石，为他译《中国之命运》，解放后散布反苏反共和污蔑毛泽东的话云云。这份未经查证的材料，在钱锺书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装进了他的人事档案。1956年1月，在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期间，该材料又被印发给与会者参考。钱锺书的反动名声，由此越传越广。这份材料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别人写他的大字报他本人才知道。

关于发展钱锺书入党，据说他的清华同学胡乔木就多次动员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他总是感叹不已，认为自己不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不仅是共产党要统战他，当年国民党也曾争取过。说是朱家骅曾游说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也被他拒绝了。

二

1957年的春天，天气异常。京城里病毒肆虐。流感流行。

就在这个早春时节，杨绛说钱锺书被请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可能参加了3月份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当时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毛泽东决定发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鸣放是真心诚意的，感到很兴奋。但即使如此，像钱锺书这类知识分子，对形势的认识仍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和保留。

初春时节，天寒料峭，钱锺书心里惦记着父亲钱基博的病，冒着严寒，来到武昌。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他似有预料，在这一年写下的《赴鄂道中》诗五首最后两首中，他写道：

弈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

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

杨绛说后两首诗寄寓了钱锺书对当时情形的感受。“脱叶”两句尤其形象地表现了“放”而将“收”前夕知识分子的惶惑心理。钱锺书曾在1986年4月把这两首诗写赠与钱基博的学生吴忠匡，以纪念吴在“反右运动”里的遭遇。

4月，中共中央正式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文学所内立即组织号召鸣放。但钱锺书并不“买账”，依旧“咬紧牙关”。

5月，他的叔叔钱孙卿正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当时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谈会，钱孙卿十分犹豫是否要提意见，就召集在京亲戚商议。大家意见纷纭，钱锺书夫妇却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听着。但在最后，钱锺书很坚决地说：“根本就不要说。”

6月，“反右”开始。钱锺书的众多师友和亲属纷纷落网。文学界的冯雪峰、周勃、陈涌、何直等相继落马。家人中钱孙卿、许景渊、钱锺汉、钱锺毅都被划为“右派”，钱基博受到批判。

文学研究所内形势复杂，人心浮动，此时已展开了激烈的鸣放、辩论和批判，如从12月10日至27日，历时十八日，文学所内大小辩论会开了无数次，在所内形成了三大派别：系统派、当前派和并重派。这时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已脱稿，并在这一年发表了其中的十篇《宋代诗人短论》和《序言》，虽然他在1957年6月写的《序言》中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是该书照样受到批判。

后来他在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中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余英时认为“他不能不引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的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其实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好评，如胡乔木和周扬当时都有称赞的话;而小川环树的高度评价，更是很快扭转了批评的方向。

对于反右派运动，钱锺书夫妇本以为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足为奇，直到运动结束，才知道右派的严重。据杨绛说，运动总结时，他们“很正确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不知此话对何人总结。在当时的特殊气候下，以他两人的个性，敢对组织承认右派言论吗?

总的来说，钱锺书有惊无险地度过了1957年，并没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三

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与晚年杨绛关系密切的吴学昭曾撰有《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一文，大量引述杨绛的文字(实际上就是转达杨的观点)。

杨绛说：“钱锺书凭什么应该是右派分子呀?1957年大鸣大放，他没说一句错话，说的全都正确，却也不是违心之谈，凭什么该是右派呢?无非凭那份黑材料，认定他是‘全国最反动的知识分子’，还有别的理由吗?”“我们也见到共产党确为人民办了好事。经过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真以为人都变得没有人性了。心上害怕，看了大字报，原来一点没变。只要知道人性未改，我们就很称心。”“我们从未参加过‘大合唱’，鸣放也是‘大合唱’，这回是大合唱骂共产党。我们不参与‘大合唱’，完全是自然的。”

钱锺书能避过“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对时事的认知有先见之明呢?杨绛也回答说：“哪有什么先见之明。钱锺书和我都‘脱离政治’，历次运动都不积极。”“我们只是‘不靠拢’，从来未表示过入党之求。不爱开会，勉强应景。对一切运动存戒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极端，一切运动都运动过头。”“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才知道‘引蛇出洞’是经过长期策划的手段，使我们想起来都后怕，对‘政治’更加悚然畏惧。所幸我们当时虽对右派言论思想上有种共鸣，却没有发表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逃过了厄运。”

钱锺书的不说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确实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解放后，他最明智之处也就在于，很多事他看在眼里，思在心里，决不说、不写，因为他知道，“祸从口出”。这和解放前比变化很大。吴学昭认为：“对政治夸夸其谈，不是钱锺书的风格。以钱先生对社会政治的极度清醒，对人间世态的深悉洞察，不论会上会下，谈话绝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学术讨论，一旦牵入政治，钱先生即三缄其口，绝不发言。”

“他说过：‘Ifwedon'thavefreedomofspeech，atleastwehavefreedomofsilence.’多少年来，他保持沉默，不做颂圣诗，不做歌德式表态，但也谨言慎行，从不贸然就政治发表意见。”钱锺书不说不代表没有看法，也不是完全销声匿迹。文人士子，以文字笔墨曲笔含沙者并不少见。钱锺书也不例外，李慎之回忆说，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读到《宋诗选注》时，曾为书注语里“偶尔爆发的狂言大语”而捏一把汗，还说乔冠华认为《宋诗选注》是“那年头惟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这种曲笔言志的写法，在“文化大革命”后推出的《管锥编》中更为常见。今者有人批评钱锺书的“默默无言”，缺少“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道义和责任”，“没看到与他地位相称的担当”。这是缺乏历史体验、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无知妄语，他们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储安平那样，言人所不敢言，最后被迫而竟不知去向。刘衍文先生曾说：“要是钱公真的挺身而出，与那些不可理喻的豺狼抗争，这无谓的牺牲究竟于中华文化何补?……在运动中钱公洁身自好，‘危行言孙’，绝不卖友求荣，助纣为虐，更不作弦箭之文、上劝进之表。箕子明夷，先生有焉。比之梁效诸公，何啻云泥?不意责人者却责之以死，其心何冷酷至此?此辈皆‘文革’后所生，事后高论，以炫其‘新’其‘锐’，不关痛痒故也。”钱锺书的不说，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现，没有洞悉政治本质的远见，没有坚守个人独立人格的决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实钱锺书“黑材料”中“污蔑领袖著作”等言论，我想不是无中生有，它符合钱氏说话的风格，这间接也说明了他对做《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的一种态度，对现政权的一些看法。

钱锺书自己分析，他能轻易逃过关，主要是他非共产党员，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捧过什么人，所以也没有什么“劣迹”给人抓住。这显然是书生看法。其实“反右”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无辜的，都没有说错什么话，都没有理由被划为“右派”，放在人民的对立面。仅仅因为自己的谨言慎行就能免于浩劫，这是天真的认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已被传闻说过。“反动言论”的钱锺书，能免于被划为“右派”，应该不仅仅像杨绛说的这么简单。李慎之说：“我也一直怀疑五十年代就一直有些不良言论在社会上流传的锺书，何以竟能躲过1957年的大劫。”

除了谨言慎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钱锺书的“《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等身份，使其身罩保护伞。在1957年之前，“《毛选》翻译”、“外事翻译”，这些经历一度让海外盛传他是毛泽东的英文秘书。钱锺书曾对夏志清苦笑着说，他非共产党员，怎么会有资格去当毛的秘书?海外之所以会有他担任过毛的秘书的传闻，据周恩来的秘书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和胡乔木等中央高层都曾因外事顾问过钱锺书。有人说，钱锺书翻译《毛选》，“此事具有明显而光荣的政治意义”。“不论钱、杨主观上是否有不问政治、甚至有意疏远政治、清高超脱的倾向，但这件事却使得他们实际上进入了比较高层的政治领域。”

不仅如此，高层中的“二乔”(胡乔木、乔冠华)都是他的同学，“朝中有人好办事”，虽说钱锺书并没有献媚于他们，但是谁敢轻易去自找麻烦?夏志清猜测说：“在大陆，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无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钱自称多少享受‘沉默的自由’，我想情形并不这样简单。很可能上面有人包庇他，不让当代第一博学鸿儒卷入无谓的斗争之中。”尤其为毛秘重的胡乔木，从“文化大革命”后他主动为钱锺书分配房子一事，就能看出他对钱的重视。胡乔木直接负责了1950年和1951年的整风，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也是通过他的笔第一次公布于世的。1957年的运动前后，胡乔木都是紧紧迎合毛的思想，为运动推波助澜，他还不清楚这场运动的走向吗?“文化大革命”中曾与钱锺书夫妇大打出手的林非、肖凤夫妇撰文称，在打架之后的第二天，单位的领导就找林非谈话，“训斥他怎么敢跟大有后台的钱锺书吵架，说是他已将我们告到他的一位声势显赫的同学，当时是炙手可热的一位高官那里……”但是杨绛似乎有意撇清他们与胡乔木的关系。《听杨绛谈往事》：“‘文革’前，胡乔木对钱锺书比较冷淡，而‘文革’后却十分亲厚，关心照顾，先后判若两人。钱锺书也不明白什么缘故。”揣测“二乔”在钱锺书1957年命运中的影响，这种世俗的眼光，确是对他的不敬，但很多事在特殊环境下是撇不了关系的。

“反右”从开始到尾声，钱锺书目睹了知识分子之间相互揭发甚至诋毁的丑态，看清了人与人之间的提防、冷漠。可他对在“反右”中受伤害的人与迫害他人的人态度非常鲜明，是非分辨得很清楚，从未失缺自己的本心。

萧乾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送到柏各庄农场劳动。一次回京，路遇钱锺书，钱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并在熙熙攘攘的北京街头与之交谈一刻钟。文洁若说，那年月要是让哪个急于立功的“积极分子”撞见了，马上就会给汇报到人事部门去，成为日后挨整的资料，然而钱锺书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同样是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吴兴华，那时也是有意回避亲友，以免连累别人，但钱锺书见面还是主动和他打招呼，态度一如既往，并无敬鬼神而远近之的意思。

而在1979年出访美国时，有人谈起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钱锺书忽然对着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他对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倾轧深恶痛绝。胡志德分析说：“钱氏认为，就文人打破社会等级和背叛自己阶级地位所达到的程度而言，他们知识分子间的互相斥责，甚于国家在他们的不利处境中起的作用。依钱氏看来，最大的罪过就是trahhisondesclercs，即知识分子互相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