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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忆文革惨死的吴晗:他57年整人也很无情

河南热线 时间:2014-03-10 11:09:47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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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面对改朝换代的变革,钱锺书夫妇最终选择留在大陆。杨绛说:“解放前,我们是读过大量反苏小说的。但我们不愿远走他乡去当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们爱祖国的语言文化,也不愿用外文创作,所以在世局嬗变之际选择留下。谣言传说共产党要‘杀四十五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凭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们‘短命死矣’,不愿离开父母之邦。这是实话实说。”

“我们发现新中国并不像反苏小说中所说的。我们既然只求‘坐冷板’,端上‘金银饭碗’生活无忧,有书可读,还要求什么呢?”“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其实早在1948年,香港大学就曾约钱锺书去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教授,朱家骅许给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牛津大学也约他去任Reader,但他们都不愿离开大陆这片故土,以最坏的打算留在国内,以最低的要求求生于新中国,所以结果往往使他们有“始愿不及此”之感。

1949年8月26日,钱锺书从上海抵达清华。工作一年后,在清华同学乔冠华的介绍下,他被调往翻译《毛选》委员会工作。钱锺书不是中共党员,获得如此极具政治意义的工作,在当时一般人眼中无疑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抬升了钱锺书的政治地位,给他增加了一层保护膜。1951年“三反”运动开始后,钱锺书在城里参加了“洗澡”运动,“洗了一个中盆澡”,还回清华学习,参加各式会议,最后顺利过关。

一位党代表和钱锺书握手说:“党信任你。”1952年院系调整,夫妇两人同被调任文学研究所外文组研究员,暂属北大,后划人中科院(后转为中国社科院)。钱锺书调离教学岗位,对他来说并非坏事。美国的胡志德说:“如果一直教书,那么他的尖锐辞锋和那刺人风格,在政治斗争中,必定会被狂热的学生取其所需地改造成用来攻击他自己的武器。”

翻译《毛选》工作于1954年底告一段落,钱锺书回文学研究所工作。他本该进外文组工作,可是这个组已经满了,郑振铎就借调他到古典组,要他选注宋诗。为了少犯错误、沾染是非,他们变得“离群索居”,日常就在家里工作,每月汇报工作进程。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成批的大教授担任了外事翻译,其中定稿由钱锺书掌舵。

这期间有关钱锺书“黑材料”一事不得不提。思想改造运动过后,相当一批知识分子要求入党,北大教师也不例外,他们频频向组织汇报个人思想,反映他人情况,要求入党。中共也考虑吸收一批知识分子入党。这时传言周扬曾问过何其芳:“为什么不发展钱锺书入党?”钱锺书听闻此说之后,惴惴不安,发愁不已,生怕组织找他谈话,思想遂产生负担。

但就在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示意文研所发展钱锺书入党不久,一份反映他“思想反动”、“政治历史复杂”的“黑材料”,出现在文研所党政领导的案头,一下子使他成了北大反动教授的典型。钱锺书入党之事戛然而止。这份“黑材料”是1955年肃反运动中,新北大背靠背搜集的知识分子政治排队材料,后被收入高等教育部报送中央的关于北京大学的情况简报中,题为《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供高层参考。

材料中,记载了钱锺书多种“反动言论”,如说他解放前和美国间谍特务及清华特务关系密切,曾见过蒋介石,为他译《中国之命运》,解放后散布反苏反共和污蔑毛泽东的话云云。这份未经查证的材料,在钱锺书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装进了他的人事档案。1956年1月,在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期间,该材料又被印发给与会者参考。钱锺书的反动名声,由此越传越广。这份材料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别人写他的大字报他本人才知道。

关于发展钱锺书入党,据说他的清华同学胡乔木就多次动员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他总是感叹不已,认为自己不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不仅是共产党要统战他,当年国民党也曾争取过。说是朱家骅曾游说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也被他拒绝了。

1957年的春天,天气异常。京城里病毒肆虐。流感流行。

就在这个早春时节,杨绛说钱锺书被请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可能参加了3月份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当时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毛泽东决定发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鸣放是真心诚意的,感到很兴奋。但即使如此,像钱锺书这类知识分子,对形势的认识仍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和保留。

初春时节,天寒料峭,钱锺书心里惦记着父亲钱基博的病,冒着严寒,来到武昌。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他似有预料,在这一年写下的《赴鄂道中》诗五首最后两首中,他写道:

弈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

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

杨绛说后两首诗寄寓了钱锺书对当时情形的感受。“脱叶”两句尤其形象地表现了“放”而将“收”前夕知识分子的惶惑心理。钱锺书曾在1986年4月把这两首诗写赠与钱基博的学生吴忠匡,以纪念吴在“反右运动”里的遭遇。

4月,中共中央正式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文学所内立即组织号召鸣放。但钱锺书并不“买账”,依旧“咬紧牙关”。

5月,他的叔叔钱孙卿正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当时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谈会,钱孙卿十分犹豫是否要提意见,就召集在京亲戚商议。大家意见纷纭,钱锺书夫妇却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听着。但在最后,钱锺书很坚决地说:“根本就不要说。”

6月,“反右”开始。钱锺书的众多师友和亲属纷纷落网。文学界的冯雪峰、周勃、陈涌、何直等相继落马。家人中钱孙卿、许景渊、钱锺汉、钱锺毅都被划为“右派”,钱基博受到批判。

文学研究所内形势复杂,人心浮动,此时已展开了激烈的鸣放、辩论和批判,如从12月10日至27日,历时十八日,文学所内大小辩论会开了无数次,在所内形成了三大派别:系统派、当前派和并重派。这时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已脱稿,并在这一年发表了其中的十篇《宋代诗人短论》和《序言》,虽然他在1957年6月写的《序言》中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是该书照样受到批判。

后来他在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中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余英时认为“他不能不引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的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其实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好评,如胡乔木和周扬当时都有称赞的话;而小川环树的高度评价,更是很快扭转了批评的方向。

对于反右派运动,钱锺书夫妇本以为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足为奇,直到运动结束,才知道右派的严重。据杨绛说,运动总结时,他们“很正确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不知此话对何人总结。在当时的特殊气候下,以他两人的个性,敢对组织承认右派言论吗?

总的来说,钱锺书有惊无险地度过了1957年,并没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与晚年杨绛关系密切的吴学昭曾撰有《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一文,大量引述杨绛的文字(实际上就是转达杨的观点)。

杨绛说:“钱锺书凭什么应该是右派分子呀?1957年大鸣大放,他没说一句错话,说的全都正确,却也不是违心之谈,凭什么该是右派呢?无非凭那份黑材料,认定他是‘全国最反动的知识分子’,还有别的理由吗?”“我们也见到共产党确为人民办了好事。经过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真以为人都变得没有人性了。心上害怕,看了大字报,原来一点没变。只要知道人性未改,我们就很称心。”“我们从未参加过‘大合唱’,鸣放也是‘大合唱’,这回是大合唱骂共产党。我们不参与‘大合唱’,完全是自然的。”

钱锺书能避过“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对时事的认知有先见之明呢?杨绛也回答说:“哪有什么先见之明。钱锺书和我都‘脱离政治’,历次运动都不积极。”“我们只是‘不靠拢’,从来未表示过入党之求。不爱开会,勉强应景。对一切运动存戒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极端,一切运动都运动过头。”“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才知道‘引蛇出洞’是经过长期策划的手段,使我们想起来都后怕,对‘政治’更加悚然畏惧。所幸我们当时虽对右派言论思想上有种共鸣,却没有发表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逃过了厄运。”

钱锺书的不说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确实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解放后,他最明智之处也就在于,很多事他看在眼里,思在心里,决不说、不写,因为他知道,“祸从口出”。这和解放前比变化很大。吴学昭认为:“对政治夸夸其谈,不是钱锺书的风格。以钱先生对社会政治的极度清醒,对人间世态的深悉洞察,不论会上会下,谈话绝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学术讨论,一旦牵入政治,钱先生即三缄其口,绝不发言。”

“他说过:‘Ifwedon'thavefreedomofspeech,atleastwehavefreedomofsilence.’多少年来,他保持沉默,不做颂圣诗,不做歌德式表态,但也谨言慎行,从不贸然就政治发表意见。”钱锺书不说不代表没有看法,也不是完全销声匿迹。文人士子,以文字笔墨曲笔含沙者并不少见。钱锺书也不例外,李慎之回忆说,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读到《宋诗选注》时,曾为书注语里“偶尔爆发的狂言大语”而捏一把汗,还说乔冠华认为《宋诗选注》是“那年头惟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这种曲笔言志的写法,在“文化大革命”后推出的《管锥编》中更为常见。今者有人批评钱锺书的“默默无言”,缺少“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道义和责任”,“没看到与他地位相称的担当”。这是缺乏历史体验、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无知妄语,他们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储安平那样,言人所不敢言,最后被迫而竟不知去向。刘衍文先生曾说:“要是钱公真的挺身而出,与那些不可理喻的豺狼抗争,这无谓的牺牲究竟于中华文化何补?……在运动中钱公洁身自好,‘危行言孙’,绝不卖友求荣,助纣为虐,更不作弦箭之文、上劝进之表。箕子明夷,先生有焉。比之梁效诸公,何啻云泥?不意责人者却责之以死,其心何冷酷至此?此辈皆‘文革’后所生,事后高论,以炫其‘新’其‘锐’,不关痛痒故也。”钱锺书的不说,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现,没有洞悉政治本质的远见,没有坚守个人独立人格的决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实钱锺书“黑材料”中“污蔑领袖著作”等言论,我想不是无中生有,它符合钱氏说话的风格,这间接也说明了他对做《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的一种态度,对现政权的一些看法。

钱锺书自己分析,他能轻易逃过关,主要是他非共产党员,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捧过什么人,所以也没有什么“劣迹”给人抓住。这显然是书生看法。其实“反右”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无辜的,都没有说错什么话,都没有理由被划为“右派”,放在人民的对立面。仅仅因为自己的谨言慎行就能免于浩劫,这是天真的认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已被传闻说过。“反动言论”的钱锺书,能免于被划为“右派”,应该不仅仅像杨绛说的这么简单。李慎之说:“我也一直怀疑五十年代就一直有些不良言论在社会上流传的锺书,何以竟能躲过1957年的大劫。”

除了谨言慎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钱锺书的“《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等身份,使其身罩保护伞。在1957年之前,“《毛选》翻译”、“外事翻译”,这些经历一度让海外盛传他是毛泽东的英文秘书。钱锺书曾对夏志清苦笑着说,他非共产党员,怎么会有资格去当毛的秘书?海外之所以会有他担任过毛的秘书的传闻,据周恩来的秘书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和胡乔木等中央高层都曾因外事顾问过钱锺书。有人说,钱锺书翻译《毛选》,“此事具有明显而光荣的政治意义”。“不论钱、杨主观上是否有不问政治、甚至有意疏远政治、清高超脱的倾向,但这件事却使得他们实际上进入了比较高层的政治领域。”

不仅如此,高层中的“二乔”(胡乔木、乔冠华)都是他的同学,“朝中有人好办事”,虽说钱锺书并没有献媚于他们,但是谁敢轻易去自找麻烦?夏志清猜测说:“在大陆,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无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钱自称多少享受‘沉默的自由’,我想情形并不这样简单。很可能上面有人包庇他,不让当代第一博学鸿儒卷入无谓的斗争之中。”尤其为毛秘重的胡乔木,从“文化大革命”后他主动为钱锺书分配房子一事,就能看出他对钱的重视。胡乔木直接负责了1950年和1951年的整风,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也是通过他的笔第一次公布于世的。1957年的运动前后,胡乔木都是紧紧迎合毛的思想,为运动推波助澜,他还不清楚这场运动的走向吗?“文化大革命”中曾与钱锺书夫妇大打出手的林非、肖凤夫妇撰文称,在打架之后的第二天,单位的领导就找林非谈话,“训斥他怎么敢跟大有后台的钱锺书吵架,说是他已将我们告到他的一位声势显赫的同学,当时是炙手可热的一位高官那里……”但是杨绛似乎有意撇清他们与胡乔木的关系。《听杨绛谈往事》:“‘文革’前,胡乔木对钱锺书比较冷淡,而‘文革’后却十分亲厚,关心照顾,先后判若两人。钱锺书也不明白什么缘故。”揣测“二乔”在钱锺书1957年命运中的影响,这种世俗的眼光,确是对他的不敬,但很多事在特殊环境下是撇不了关系的。

“反右”从开始到尾声,钱锺书目睹了知识分子之间相互揭发甚至诋毁的丑态,看清了人与人之间的提防、冷漠。可他对在“反右”中受伤害的人与迫害他人的人态度非常鲜明,是非分辨得很清楚,从未失缺自己的本心。

萧乾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送到柏各庄农场劳动。一次回京,路遇钱锺书,钱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并在熙熙攘攘的北京街头与之交谈一刻钟。文洁若说,那年月要是让哪个急于立功的“积极分子”撞见了,马上就会给汇报到人事部门去,成为日后挨整的资料,然而钱锺书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同样是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吴兴华,那时也是有意回避亲友,以免连累别人,但钱锺书见面还是主动和他打招呼,态度一如既往,并无敬鬼神而远近之的意思。

而在1979年出访美国时,有人谈起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钱锺书忽然对着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他对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倾轧深恶痛绝。胡志德分析说:“钱氏认为,就文人打破社会等级和背叛自己阶级地位所达到的程度而言,他们知识分子间的互相斥责,甚于国家在他们的不利处境中起的作用。依钱氏看来,最大的罪过就是trahhisondesclercs,即知识分子互相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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