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为革命背叛家庭文革遭批斗自尽

近读韦君宜的《思痛录》，书中载有《她死得好惨——哭韦毓梅》一文。文章开篇提及，蒋南翔先生辞世前不断追问作者：“给韦毓梅写了悼念文章没有?”文章于结尾处再次告诉人们：在蒋南翔将向人世告别之际，最念念不忘的就是韦毓梅。蒋南翔为何在逝世前不忘提醒韦君宜写悼念韦毓梅的文章?韦君宜又为何要“哭”韦毓梅?众所周知，蒋南翔是北京“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而根据文章介绍，韦毓梅则是当时蒋南翔领导下的、清华第一个女生革命组织的负责人。文章深情地写道：

对于韦毓梅，“我们清华大学全体革命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和民先队员，都应该永远记得她。……若不是她，怎么开辟我们这一群走向前去的道路?”

然而，这位清华大学革命同学的领路人，最后却“死得很惨”：“文革”期间，在屡遭粗暴批斗后的一天夜里，从九楼阳台翻越而下，最后曝尸于“上海繁华市区”——一个她曾经为其解放和繁华奋斗过并做出牺牲的地方……

所以，韦君宜在文章中“哭”诉道：

“尽管她不是烈士，她死得很惨。”

其实这位韦毓梅，就是曾经被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誉为“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的孙兰;去世前是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兼党委书记。读了韦君宜文章，人们或许会进一步追问是：她为什么要选择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于这样的问题，文章没有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可能是资料原因，因为作者和韦毓梅的交往毕竟主要限于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巧合的是，韦毓梅恰是本人堂姑，年幼时就经常听家父讲过她的“革命故事”;近年来，家父又一直在从事韦毓梅生平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本文根据可靠事实提供一些材料，或许对解答读者心中的疑团有所帮助。前不久，孙郁先生曾著文叙述读韦君宜《思痛录》一书的体会：《韦君宜：革命与知识分子的标本》(《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其实韦君宜的这位革命领路人同样有着“标本”的意义，甚至更加具有推动人们反思当代中国革命史的价值。

一、矢志革命：从复旦到清华

韦毓梅本是江苏盐城人，与胡乔木同乡(距离很近);1913年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其父亲曾在宁波、上海等地任律师或法官之职，抗战胜利后参与主持审判过陈壁君等战犯。韦毓梅自小随父母在宁波、杭州、上海等地读小学和中学， 1932年7月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次年正式接受中共地下组织的教育与安排，参加“左联”的各种活动。在1933年5月以后，时常根据上海中共地下组织部署，组织学生参加“反对卖国投降，呼吁团结抗日”的飞行集会，并且在一次示威游行中被上海南市警察局拘捕入狱。韦毓梅的革命行为遭到家庭特别是父亲的强烈反对，在将之保释出狱后，不容许再参加一切革命活动。于是在1934年夏天，韦毓梅瞒着父母，只身来到北平经考试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从此以后，就彻底背叛旧家庭，全身心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

十几年前，著名学者葛兆光先生曾经在清华大学旧图书馆的四层阁楼上，翻捡出一批30、40年代大学生的毕业论文。他发觉当时清华园文科学生的毕业论文一方面具有扎实的文字功底与宽广的学术视野，另外一方面受新文化运动及30年代中国情势的影响，不能不在心头“总是要盘旋生死存亡的问题”，“不能不常常越出学术的樊篱，伸出头去看一看灾难深重的国家。”葛兆光在分析介绍这批毕业论文的文章中，特地提到了韦毓梅：

“一九三六，一个叫韦毓梅的中文系学生写了一篇毕业论文，研究清华大学民国二十四年入学国文考试成绩，在序文中她追问道，有人总是说如今的学生，‘他们已经学会了解联互方程式，他们能作解析几何的题目，他们也能懂得生物学、生理学，并且很会背地理、历史，不过，我要问：是不是青年的修养就只限于这些?’”(葛兆光：《学术的薪火相传》，《读书》1997年第8期)

“青年的修养”只是一种比较委婉的提法，在韦毓梅看来，当时青年第一位的“修养”是革命情怀。来到清华不久，韦毓梅就参加了韦君宜在文章中提及的“民族武装自卫会”(姚依林、吴承明等人当时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并接受蒋南翔的直接领导。她在女生中积极发展会员，最终使全校108名女生一半以上都成为“自卫会”的成员。《蒋南翔传》一书介绍：韦毓梅“当年是女生宿舍的一颗火种。这个人临事总是不慌不忙，很有大将风度，又善于接近群众。她把六个女同学组织起来，这个小组虽然小，但起的作用却很大。” “一二·九”前夕，中共清华支部改选，蒋南翔任支部书记，韦毓梅则是支部委员同时兼清华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参见方惠坚等编著：《蒋南翔传》第二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一二·九”运动当天，她负责组织清华大学的学生进行游行示威，后又在校刊发表文章，强烈抨击当局镇压学生抗日运动的暴行。1936年春天，接受党内分工担任“左联”支部书记;同年7月大学毕业后，受党组织派遣到上海工作。有关这方面情况，胡乔木曾经在回忆文章中有所介绍：“一二·九”以后，“北平最早派来的是韦毓梅和陈翰伯等三人，韦和我是同乡……韦是先来上海的，以后就留在上海了。”(参见胡乔木：《1935—1937年间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文委、文总和江苏临委》，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5期)

“七·七”事变后，根据党组织的要求，韦毓梅在上海主要从事妇女救国会的领导工作，并广泛动员妇女参加宋庆龄为名誉主席、何香凝为主席的“上海妇女抗敌后援会，协助许广平组织领导“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工作;同时主编《上海妇女》、《上海妇女知识丛刊》等刊物，启发和号召妇女走上积极争取自由解放的道路。因性格豪爽、胸襟坦荡、不拘小节、言谈直率，被鲁迅夫人许广平亲切地称为“野猫”。

1941年，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韦毓梅的共产党员身份被暴露。在此背景下，她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从上海撤退到苏北解放区，最后在盐阜地区涟水县正式加入新四军行列。为了表达对孙中山反封建革命行动的景仰和效法木兰从军的决心，将自己更名为孙兰，从此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以示与封建旧家庭彻底决裂。

二、“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

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上，韦毓梅留下的最闪亮印记就是成为“第一位红色女县长”。1964年，周恩来总理一次在上海接见部分领导干部时，曾经握着韦毓梅的手向大家介绍说：“这是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是我家乡的父母官。”

笔者年幼时听家父讲，她到苏北后曾经随队伍从家乡附近路过，赤脚穿草鞋、一身短装打扮。由于她祖辈世为乡绅或官僚，所以乡亲们见她这付模样无不咂咂称奇。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她一手枪杆子一手笔杆子，所以被当地传颂为“文武双全”的女英雄。1945年10月，担任淮安县副县长;1946年10月任县长兼民兵总队长。正是在此期间，接受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史沫特莱的采访文章后来发表在1946年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英文版)上。文章的描述非常生动：

新县长上任后不久的一天，在淮安县政府的大院里挤满了穷苦的百姓，“老太婆们穿着满身补丁的斜纹布棉袄，许多残废人手里拿着‘杀死汉奸’的小纸旗。一个年迈的瞎子跪在地上举着手臂，同样要求把那个曾给他带来不幸的人就在今天执行枪决。”“我们要县长答复。”人们呼喊着。过了一会新县长来了，老百姓们本以为共产党的县长会是一位身材高大、膀粗腰圆的黑脸汉子，那知却是一位端庄秀美的年轻女子：戴着一项压发圆帽，头发很精致地卷在里面，穿一身人们常见的新四军灰布制服，身材纤小而富有活力。

这位美国记者评论道：这样的女子按其风度，似乎更适合站在美国大学的讲台上;然而事实上却是在中国荒僻地区的一个县政府大院里，站在长凳上向穷苦的百姓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她列举汉奸官吏们的罪恶，安排群众上台控诉，最后当场宣判两名汉奸死刑，并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据说韦毓梅的父亲在听说女儿当县长后，曾经非常不屑地嘲讽道：“她是茅草屋里6块钱(月薪)的县长。”但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却给了韦毓梅很高的评价，称之为“共产党的女才子，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

然而，“红色中国的女县长”在解放后的道路却很不平坦——

三、1949年以后：情感、工作与死亡

韦君宜的文章谈到韦毓梅的个人情感，讲述她原在清华有一位理想志趣相投的心上人，但后来因为革命而南北睽违、长期不通音信，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得以相见;相时这位男友已经结婚，在为之道贺后不久，韦毓梅自己也开始进入婚姻。这段讲述与实际情况稍有所不符。事实上在苏北根据地工作期间，她已经和当时盐阜区的一位领导干部从相恋到组建家庭。他们的第一个男孩出生于1947年(原在上海工作，现已退休)。这时韦毓梅已年过30有余，也就是说，她对清华那位男友的感情密封保存了大约10年左右。但是，她的“革命”婚姻并没有维持到底。韦君宜文章认为是由于“丈夫跟她没有感情”而离婚，实际却仍然是由于“革命”的原因：解放初期，她丈夫在审查后作为叛徒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受到刑事处分(后平反并恢复党籍和工作)。这时，组织上出面要求她与之划清界线，她义无反顾地服从组织决定，与丈夫没有见面就直接提出了离婚要求。离婚后，三个孩子都跟着她改姓孙;从此她没有再婚，一直与孩子和保姆相依为命。

韦毓梅在安徽工作期间，担任省教育厅副厅长、厅长和中共安徽省委候补委员;在离婚后调到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局长兼党委书记以及中共上海市委候补委员。回顾解放后的工作经历，她一方面如同战争年代一样，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努力克服个人家庭生活及工作中面临的种种困难，按照党的要求尽心尽职地服务于教育事业;另外一方面，也时常遭遇各种各样的政治困惑与麻烦。例如50年代，因为主张信任、重用虽然有才华但政治上不那么积极的知识分子，在整风反右期间被加上“包庇坏人”的罪名，甚至受连累自己也差一点被打成右派;60年代初，因为对学习毛泽东著作中的庸俗化和形式主义做法表示反感并加以抵制，又构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状……再加上平时心直口快，在私下谈话中有过“叶群不干工作”等言论。所有这一切，都使之在“文革”来临时在劫难逃——

“文革”之初，在上海市教育局“造反队”组织的文教系统几万人大会上，韦毓梅被戴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等罪名;随后又陆续成为“上海教育系统头号走资派”、“埋在上海教育系统的定时炸弹”、“漏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8年3月6日，又因为一次口误被局机关造反派加上了“现行反革命”的罪名……除了精神摧残，还有肉体折磨与人格侮辱。最终于1968年4月8日凌晨，韦毓梅自家中阳台跳楼身亡，时年55岁。

四、她为什么要选择自杀?

为什么最后要选择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通常的解释是不堪忍受造反派的粗暴批斗与肉体折磨。然而，这对于一个曾经蹲过国民党监狱又经受过战争考验、意志坚强的革命者来说，似乎难以自圆其说。更何况据知情人介绍，她在自杀之前半个月左右并没有受到十分残酷的迫害，情绪也非常平静：除了将三个孩子托付给保姆，在跳楼前的一天下午，又让保姆理了头发、换了衬衣，当晚还嘱咐保姆早一点睡觉……

联想到10年“文革”期间大量诸如此类的自杀行为，我想最能够成立的理由，可能主要是思想或精神方面的原因。

众所周知，1949年前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大体由两类人组成：一是工农群众(在武装队伍中主要是农民)，二是年轻知识分子。前者往往是因生活所迫(例如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共产党的革命武装根据地一般都是在极为落后和艰苦的地区)，经常带有“逼上梁山”的性质;而在革命成功后，由于“根红苗正”，一般又会在主观心理与客观可能两方面尽享“打江山坐江山”的荣耀与各种实际的利益。知识分子革命者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一方面他们主要出于理想追求投身革命洪流，出于对国民党专制腐朽反动统治的憎恨而自觉自愿地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目的是寻求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1949年以前，几乎只有家庭有社会地位或物质条件优越的那些年轻人，如地主、资本家或官僚政客的子女，才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或进入清华、北大读书。因此在另外一方面，由于这些人家庭成分大都不那么光彩(至少不是“红五类”)或存在各种各样的历史问题，在解放后不但使用上经常受打压与排斥，而且每临政治运动都会碰到如何“说清楚”的麻烦，甚至是类似的质疑：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是不是国民党派你打入革命队伍的?同时又正因为存在家庭出身等方面的原因，知识分子革命者在革命成功后，非但不能够像工农出身的革命者那样理直气壮地享受胜利后的光荣与好处，每当政治运动来临都还不免胆战心惊。由于自觉比那些工农干部“矮三分”，除了要不断地接受“组织”所施加的各种考验外，还必须更加刻苦、更加努力地严格要求自己，以进一步表明自己参加革命的纯正动机和对党及其革命事业的忠诚。

例如韦毓梅，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家境优裕、学业又非常优秀;如果仅是从个人利益上考虑，完全不需要参加什么革命，一切的荣华富贵、生活享受都可以伸手可得。然而为了革命，她不但背叛了家庭、背叛了她原本所属的那个阶级，而且舍弃了自己的爱情与大好青春年华。在解放后，再度为了革命原则而牺牲婚姻与家庭：工作尽心负责到呕心沥血地步，特别是长年带病奔波于城市街道与乡村田野;生活之俭朴、对子女要求之严格，简直近乎于苛刻……恰如韦君宜在文章中所概括：“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但是她把属于个人的一生幸福，全部都贡献出来了。”然而，这一切到了“文革”全部遭质疑与否定。对于一个从年少时就背叛家庭、舍弃个人情感，并且为了她所信仰、所崇奉的革命鞠躬尽瘁了几十年的知识女性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更加残忍、更加伤心欲绝的了。从革命者突然成为“革命”的对象，更何况这场“革命”又是伟大领袖亲自号召与发动，顶着“无产阶级大革命”的崇高名义?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经号召共产党人要有“五不怕”的精神(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对此，张闻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发言中就指出：“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换个角度，中国古代文人又向来有“以死明志”与“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传统。即当自己的信仰、动机遭到怀疑与否定而又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状态时，当自己的人格、气节等遭受百般侮辱而又无力反抗、无法捍卫时，往往选择自我结束生命的方式。韦毓梅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文系，特别是在清华读书期间，闻一多、朱自清等先生都是她所敬仰的师长(在遭受国民党军警追捕时，还曾经藏身于朱自清先生家中)。相信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不但继承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情操，同时也受到了上述传统的熏陶。当然，作为旁观者或后来人，我们兴许可以轻飘飘地说上一句：“终究还是意志不够坚强，没有经得起‘革命’考验啊。”但是作为当事人，要真的能在心理上、精神上跨过这道坎，又谈何容易?!10年“文革”期间，类似的情况并不在少数;例如与韦毓梅情况最为相似的，就有前国民党要员陈布雷之女陈琏之死。

李慎之先生在总结20世纪中国革命史时，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革命有时也会吞噬自己的孩子。所以在我们后来者，可能更加重要的，是如何警惕与防止类似悲剧在中国大地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