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误读“定向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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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央行宣布年内的第二次定向降准。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涉农贷款或小微企业贷款的新增比例及余额比例分别达到50%和30%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个百分点。主要覆盖了城商行、非县域农商行和非县域农合行等金融机构。紧接着，6月16日，三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也被纳入定向降准范围。

推出的定向降准，被一些观察人士解读为央行在“开闸放水”：在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之下，全面放松货币的刺激政策将不可避免。在我们看来，不应如此解读“定向降准”。定向的货币政策工具不应也不会演变为“开闸放水”式的强刺激政策。

首先需要指出，招商、民生和兴业在后来的纳入并非本次定向降准的“扩围”，央行也专门就此进行了澄清。此次降准更多的是“定贷款”(涉农贷款、小微贷款)、而非“定机构”的性质(今年4月对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县域农村合作银行的降准，则是“定机构”)。实际上其是针对所有符合要求的商业银行，上述三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是因为满足了在小微贷款方面的条件，而在与央行的双向沟通中获得了降准的资格。

其次，定向降准的目标并非简单的解决所谓“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诚然，本次降准释放流动性的效果显著。据测算，加上对三家股份制银行的降准，本次降准将释放超过1000亿元的流动性。但显然，定向操作是对农业、小微企业的结构性的信贷支持，主要目的是解决这些部门的融资成本高、“贷款难”的问题。事实上，从统计数据看，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3.4%，比4月末提高0.2个百分点。可以说，流动性总体上已经比较宽松，只是由于结构性的问题，资金难以流向三农领域和小微企业。

定向降准是本届政府频频采用的“定向工具”之一。可以说，近来的货币政策表现出了“结构化”的定向调整思路。比如再贷款，一季度末，央行累计下达支农再贷款额度500亿元、支小再贷款额度500亿元。5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将扩大支持小微企业的再贷款。其次就是定向降准。央行从4月25日起下调了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存准率2个百分点，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行存准率0.5个百分点。本次降准同样是针对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两次定向降准指向性相当明显。

最后，定向降准与本届政府“微刺激”的理政思路一脉相承，不会演变为放水式的“强刺激”政策。2008年，在保增长压力下出台的巨额刺激计划最终造成了流动性泛滥，激化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积弊影响至今。这一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本届政府已经把解决结构失衡的矛盾作为首要任务，这应该是观察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背景。

2013年，巴克莱银行提出“克强经济学”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刺激”。但此后，高层的数次表态证明“不刺激”的说法并没有得到认可。实际上，2014年以来，国务院已出台十余项措施“稳增长”，包括加大铁路投资、棚户区改造、加快预算下达进度，等等。但据测算，近期公布的刺激政策的规模总和约为人民币4000亿元-6000亿元，仅占GDP的0.7%-1%，可谓是“微刺激”。可以预见的是，在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追求经济结构性转型的本届政府任期内，不太可能出现不计后果的大规模刺激政策以及滥发货币现象。而这种“微刺激”思路体现在货币政策方面，就是定向调整工具的频繁使用，以及“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款便利”(S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创新工具，应对国际国内不断变化的经济金融环境。

从今年的政策实践来看，定向降准从第一次的县域农商行、农合行，到第二次的城商行、非县域农商行和农合行、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范围确实是在逐步扩大。不过，考虑到大型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在20%的高位，根据宏观经济情况作出调整，甚至是范围扩大到大型银行的“全面降准”也不足为奇。倘若如此,预计也将是小规模的“微调”，大开货币闸门的可能性很小。而且，至少从目前看来，由于“全面降准”的政策预期效应很强，央行可能会继续倾向于选择定向降准，或者存贷比调整等政策工具。

                                                  （河南热线  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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